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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也发现，被汶川地震激发出来的民间社会的力量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。据昨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一位名叫吴丹的志愿康复治疗师，最后留在了绵竹，吴丹的同事，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志愿者于占东也是如此。还有一些志愿者和他们背后的慈善机构，在绵竹开展了长期的地震伤员免费康复治疗。

在灾区，这三年来，民间的公益项目和志愿者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。因为地震而迸发出来的民间公益精神和力量，在帮助了灾区民众的同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

所以，今天，在看到灾区民众创伤得以抚平、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，很多人或许也都明白，三年来，我们这个国家因为汶川地震而发生的改变，不仅仅局限于灾区，也不仅仅表现于物质形态的重建。

在灾后重建的这个命题下，从制度到意识，从政府到民间，在经历过大地震的击打之后，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蜕变。这其中责任意识的改进与成长或许是另一种层面上的重建。

在三年前，当救灾工作转入灾后重建阶段之时，舆论就呼吁灾后重建也需要救灾防灾等制度的重建。三年来，国家面对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应对与动员机制更加成熟，这一机制在玉树地震、舟曲泥石流等灾难事件中发挥了作用。

另外，防灾减灾机制的建设也是前所未有。如很多地方都从财政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校舍、公共设施以及民房的加固。

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民众所欢迎的，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多。

另一方面，汶川地震之后，民间公益并未随着地震波的远去而式微，反而从理念到组织方式都获得更大的发展，民间公益更加成熟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共同经历过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等灾难之后，政府与民间的信任不断累积，并带来了一些制度层面的突破。深圳、北京等地先后放宽了对民间组织的注册、登记。如在汶川地震救灾和重建中表现出色的李连杰壹基金，去年在深圳以私募公益基金的身份合法注册成功。

三年前的今天，悲恸曾经笼罩了这片土地，救灾的军人和志愿者们已经踏上了路途。在那一天，政府和公民的责任也都一同上了路。今天，当大家再次把目光投向地震灾区，能看到政府和民间责任汇集所创造的巨大成就。如果我们珍视灾后重建所取得的成就，那么也理应珍视这些成就是怎么来的，由此，我们能建设好灾区，也更能建设好整个国家。